时间: 2024-08-11 06:45:24 |   作者: 档案袋

  1948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众多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在瑞士特罗根（Trogen）召开致力于儿童身心重建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大会。会议明确期望通过教育的方式，让饱受战争创伤的儿童放下仇恨、谅解过往；相互理解、并肩合作。此次大会不但激活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被广为接受的“新教育改革”理念及在其基础上已经零散施行于欧洲各地的“小孩共和国”教育模式，更将这种教育构想落地为以“裴斯泰洛齐儿童村”作为教育实验模版来推广儿童“自治”。

  难民儿童以这个小村庄为学习基地习得手艺，付出劳动牟得报酬；为了提倡和实践儿童的自我管理，他们结成自己的议会和法院，享有投票权实现“政治参与”，被称作“共和国”。由于这些儿童带有不同民族、国家与文化的特质，我们也可以将这场教育实验视作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后跨文化沟通与促进理解的国际教育实验。

  这段席卷全欧、曾经恢宏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历史伴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走向没落，落得失败的结局并淹没于历史尘埃。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进入史家和公众的视野，《小孩共和国》的出版即是其中努力之一。

  众所周知，战争引起大规模人口流动，在战后难民安置尤其是儿童难民安置的问题上，困难重重，除了由此而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还有个体的现实苦痛，一直困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对这种人类大规模困境，首先是心理学家大规模的介入。不过从个体心理入手几乎无能为力。争端和分歧才是常态。《小孩共和国》一书就将这些鲜为人知的场景一一呈现。比如荷兰就很反对“小孩共和国”方式。这种反对并非从政治考量出发，它背后潜在的思想渊源，能够说是来自于5个世纪以来更久远的基督教的分离。荷兰是新教国家，特别强调家庭因素，更强调家庭养育模式，而儿童村所代表的“共和国”集体形式则是一种天主教共修会的现代变形。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来源才使得分歧各方总是强调如何与教皇、宗教人士讨论，争取后者在资金和观念方面的支持。

  理解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孤立地从事件自身出发，仅从教育改革和教育方法的理念的实践来处理“小孩”的知识实践使我们的目光只能局限于儿童村和“自治”方式。我们一定要将“小孩共和国”事件放置于世界当代史的整体视阈之下，并与新史学领域如儿童史、跨国史书写相结合，才能更近一步审视那段历史情境。

  为了更加准确理解《小孩共和国》中提及的这段历史，2023年12月，儿童史学者辛旭、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成都葭南茶室与四川大学相关学系师生举办了一场读书会。丹尼尔·罗什说：“出版物不光记录事件，也是自身所报道事件中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也制造了新事件。”这场读书会以导读和讨论为主要形式，让读者和编者共同参与，从不同的视角进入“小孩共和国”，理解战时和战后的儿童以及成人为处理儿童与世界所处困境的努力。通过读者、编者和书中事件人物对话，共同制造探索对儿童及其历史新的理解，也让“一本书的诞生”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呈现在我们面前。

  张晨雅：“儿童村”是一场在战后的历史时空语境和欧洲的文化环境中发生的重建实验。这场实验的开展与战后欧洲重建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首先便是世界秩序的问题。特罗根会议的目的并非教育重组（reconstitution），而是教育重建（reconstruction），词汇背后隐含战争摧毁了原先的国际秩序这层意义，因此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关涉到如何定义“人”，以及与人相关的制度设计。在教育重建会议中，人们不断讨论何为“小孩共和国”？如何为“小孩共和国”的公民提供恰当的教育？实则涉及到对于未来欧洲人的设计和培养。1942年教育重建会议的主题发言强调要“拆除仇恨、不信任和分歧的壁垒；为全世界的智识和道德的团结奠定基础”。这实际上就是在回应战后欧洲各民族相互仇视、各有分歧的现实。在此背景下，“裴斯泰洛齐儿童村”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儿童村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儿童村的象征，原因主要在于它能够代表国际理解。在“裴斯泰洛齐儿童村”中，来自波兰和德国这两个敌对国的小孩将不得已见面，以便彼此相互理解，学会在战后共同生活。

  孔诗依：在建设儿童村的过程中，各国亦有着自身利益的考量，如瑞士希望能够通过国际村的积极影响弥补二战中假中立的形象，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对其国际教育以及政府联邦主义模式进行宣传；美国则被活动家们当作公众舆论的宣传地以及赞助筹款的汇集地。当不同国家的孩童相遇在国际夏令营时，他们都怀有各自的民族认同，正因如此，夏令营也将培养小孩子们对他国文化的同理心作为愿景之一。

  张豪浩：一般而言，我们大家都认为战后的“恢复”与“重建”是一种国境线内的现象，亦即以国家为单位探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复元。但本书提示我们，“重建”也是一种跨国现象。而正因其跨国，也就牵涉更多更纷杂的对话与冲突，也就更适宜是我们窥见战后繁复思想、政治动向的切入点。例如我们在书中看到不同国家对儿童村的理解不同，荷兰人便不赞同儿童脱离家庭而被置于村落之中。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机构、个体对儿童的界定也大相径庭，例如在夏令营等项目中，会出现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年龄差甚至可达5～10岁，这种“儿童观”的龃龉导致彼此间链接难以有效建立，这进而时“小孩共和国”的有效性衰减。但我们也能够正常的看到，更多元复杂的经验需要更多元的分析范畴和细致的辨析，这也为儿童史观照这一话题提供了众多门径。

  张晨雅：教育重建会议频陷僵局，这与此时欧洲多元社会思潮的冲突相关。例如人们关于将儿童安置在家还是安置于寄宿学校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不同的主张体现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理念的冲突。个人主义者认为“儿童村”象征着一种集体主义，担忧“封闭”会带来对抗的可能；而集体主义者则着眼于反思个人主义，认为只有达成社会团结，才能让大家形成互相友爱的态度，拥有表达的自由和安全感。而这种团结是要通过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达成。欧洲的地理政治学也与儿童团体会议的入会名单的确定息息相关，例如会议筹备期间，对于德国代表能否入会这样的一个问题难以决断。

  发生于“老磨坊儿童夏令营”的教育协作冲突也生动演绎了国际协作的难题。在“老磨坊儿童夏令营”中，来自不同群体的小孩相遇，结果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双方互不理解，存在隔阂。妨碍协作的一个因素是年龄，有的儿童团体指派的儿童年龄不大，而有的儿童团体则推荐了16岁乃至18～20岁的小孩。这种误解的背后是不同的儿童观念。妨碍协作的第二个因素则是语言，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必须基于相同的语言，很难想象德国人和法国人，或者波兰人和德国人仅用本国语言就能够达成共识。这一向我们揭示了文化因素在国际协作中的重要影响。妨碍协作的第三个因素则是阶级，生活条件较好的儿童对夏令营的理解是观赏风物，体会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并不能接受“小孩共和国”的劳作和自治生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孩子们之间产生了无形的区隔。

  张晨雅：“国家”概念的强化降低了国际协作可能性。这一点体现在国际儿童团体委员会组织架构的变化中，“国家委员会”成为正式成员，承担寻求资金支持等职责。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层面的行动和立场与各个分支在国家内部的行动并不和谐，儿童教育事业的国家化也改变了各国儿童救助工作的目标，例如法国的全国儿童团体协会的工作方向就从帮扶战争受难儿童转向帮扶不良儿童。

  冷战两极格局的出现、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使得国际协作的实验最终失败。比如原本热情参加“小孩共和国”的波兰和匈牙利，在冷战中则归于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与瑞士、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反映在了教育问题上。波兰主张实行基于一定意识形态和法律的“波兰教育”，反对瑞士的“资产阶级”教育。以至于其一度反对将儿童送往“小孩共和国”，同时采取“空椅策略”拒绝参与国际协作。书中有一段话令我非常触动：“‘儿童村’、儿童营、不同国籍儿童的聚集场所，不是通过话语建立的，而是儿童通过个人的活动和工作、将全世界儿童的团结变为具有生命力的现实。只要给孩子们提供见面的机会，他们就会知道，让各国分裂、进入对立阵营的，其实是我们这些大人。”

  张豪浩：不论儿童史研习者抑或读者，都非常关心如何“聆听儿童的声音”，这也是儿童史一直面临的方法论挑战：在日常生活中，儿童的“声音”似乎很少被听到，更不必说认认真真地对待。结合阅读体验，我在学习內容及相关书评时注意到，《小孩共和国》这本书与读者的“主流”预期相对脱节。例如我会期待看到儿童的生命经验，他们如何自治等。但本书的侧重点实则置于国际局势、人道主义、教育变革等主题之上。据作者们自述，这一种原因是由于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的确是方法论的挑战。在“小孩共和国”里，儿童似乎是等待被塑造的客体，他们的认同可被重塑，如被引导成为“法官”“议员”，拥有不同的职业认同；希特勒青年团也可被去纳粹化，被重塑政治认同。那么我们如何让与时空阻绝的儿童为自己言说？

  张晨雅：在儿童的研究中，我们始终会遭遇一个困扰：从哪里发现儿童的声音？《小孩共和国》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角度：国际儿童的夏令营中不乏孩子们的冷漠、抱怨、搞小团体等行为表现，这些都可以被视作一种历史发声，也向我们揭示出边缘历史主体眼中的战后世界。儿童的声音加入历史叙事后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常见史料本身，例如会议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实则是基于成人教育者们对世界和儿童的判断与理解。它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常常因为其数量和文字附着的权力，而被视作全部的历史。儿童的声音虽然稀见，但仍能够揭示历史的隐蔽处。

  孔诗依：书中关于儿童的声音鲜有提及，但借助书中的某些细节，我们依然可以思考一些问题：首先，儿童是怎么样看待儿童村本身的？“卡车停在一栋破旧的房子前。我们下了车，走到房子旁，想看得更清楚。那时我闻到了马厩的臭味。”“我以为村子会很气派，但是我看到的是非常破败的外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大家可以读到孩童们对其物质环境的描述刻薄又真实，儿童村不仅不像宣传者们所描述的那么梦幻，甚至令人难以适应。书中也大量描写了成年人在“共和国”中的权威象征：“格拉齐亚诺说唐安东尼奥的坏话，他将被剥夺下次看电影的资格……”，此处记录了对孩童非议监护人行为的规训。“一位比利时神父主持集会，他带着独裁者的神态，孩子们尊重他，但他自己却朝令夕改”则能够准确的看出孩童对神父的专政姿态相当反感。第二个问题是，儿童怎么样看待“共和国”政体呢？国家惩罚机制下有着孩童视角制定的法规：“谁要是说脏话，我们就把他们嘴巴封住，谁要是拳打脚踢，我们就把滥用自由权利的人绑起来。谁要是朝别人扔石头，就让他把石头含在嘴里。谁要是偷盗就赔别人双倍的东西。对那些为了只用只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想让全世界怜悯他的爱哭鬼，则要在他们脖子上绑一瓶水，因为爱哭的人必须喝很多水才能喂饱他们的眼泪。”从这些儿童对于制度的想象可以揭示一些内容，包括儿童对残忍量度的定义，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心态，以及孩童特有的浪漫幻想色彩。

  张晨雅：在冷战中，所有国家都在攻击对方阵营国家的教育是在摧毁儿童而非建设儿童。儿童的声音被淹没，导致了儿童成为可被人们轻易塑造的政治对象。这样一个问题和现实也存在着勾连，现如今社会上关于教育方法的理念的话语非常多元，我本人也曾经在一场儿童教育的田野活动中直面理念冲突，一方为儿童哲学，一方秉承人类学方法，倡导自然教育。在合作中，双方都通过争夺儿童定义，捍卫自己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在彼此的语言中，对方的教育行动都是对儿童的一种戕害。有时候我们难以真正俯身观察儿童的原因是我们未能将儿童作为我们自己，永远认为他们是被看见、被分析的。

  历史中的儿童问题在如今的社会中以新的面目不断重现，甚至会被我们忘记。因此关注儿童的历史，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关注我们的现在。这场儿童教育的重建实验的参与者或许未曾想到自己的行动是对时代问题所作的回答。而这一点恰好也是儿童史研究所要提醒我们的：看见历史中的儿童境遇或许正是为了看见当下的我们。

  张豪浩：在我自己的体验中，不论儿童史抑或人文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都赋予我们一种“反身”视角。例如当我们掌握了一系列思维、视角和分析工具，我们回望自身或他人的童年，我们过去的经验会陌生化，我们就能利用儿童史的方法展开分析，例如通过反思亲密关系观照当下的生育意愿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关注的不只是当下的“儿童”，也是过去都曾身为儿童的所有人。“理解儿童也正是理解我们自身。”

  孔诗依：教育孩童时，我们面临着多种选择，究竟是制度规范还是情感引导？文中涉及这一问题：“共和国”中一个小孩犯错后，在“法庭”上“被判有罪”并被“驱逐”。当时的监护人利用自己的权威，又扮演起法官的角色，并废除这一决定：“你这么严厉地斥责别人，如果有一天你站在吉诺的位置，你会怎么做？……有一个小孩举起手说，我想说实话，我要是他，我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非常好，你诚实又勇敢。”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成年人视角下的教育天平应该往哪一方倾斜？是追求手段方式的程序正义，还是达成教育目的的结果正义？

  《小孩共和国》责编陈畅涌：我刚刚联想到2004年的一部日本动画《怪物》，尽管我之前也看过，但其实看稿的时候都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也是后来看到读者评论才想起来“哦难怪这一个故事当初听起来这么熟悉”，为了这次读书会我又重温了一次这部动画片，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动画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国故事，引入了一个名为“511儿童之家”的元素。我觉得《怪物》和《小孩共和国》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对照组，因为它直接将20世纪40年代的元素转移到80年代，可能有某种象征意义。漫画原作浦泽直树是日本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他将整个历史看作通往黑暗的出路，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很期待有人能够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张豪浩：最后，我还想讨论本书的形式。我在阅读时会感觉本书部分内容详略失当。但在二次阅读时，我点进了作者们特别提到的文献网站。而后意识到，无论作者们本意如何，他们都完成了一场“写作实验”和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至少在当下的史学写作中，从业者会试图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但限于常见的书籍形制，默读与扫视是我们达成理解的主要途径。而随信息技术的进展，本书便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方式，例如作者们将大量材料与反思置于开放获取的网站之上，读者可随兴探究，这在我看来，是在充满趣味的另一种探究中加深了现场感。我也很想请教两位编辑老师对这种出版形式的看法。

  《小孩共和国》责编陈畅涌：我们平时开玩笑会说书是作者的孩子，我们则比较像助产士。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比较感兴趣的点在于，第一，我个人兴趣主要在东亚，会看一些东亚冷战的东西，日本是儿童史研究资料比较多的地方，我也一直很好奇欧洲方面的研究；第二它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色彩，从儿童的角度，也许我们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第三，我自己觉得小朋友一直是出版业很稀缺的一个视角，现在作为成年人的编辑，很多其实只会做童书，真正对小朋友的关注还是很少的。

  这本书在编辑上难度最大。一方面是由于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它原文没有脚注，又是法语。因为我不懂法语，需要部门里懂法语的编辑先做一轮译校，初审的时候又在里面加了一些编者注，大多数都是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看不太懂的地方，找了一个资料把它注下来，再对它的背景知识进行介绍。

  另一方面，原书是很厚的彩印，但我们又要控制成本。原书的排版对读者也不是很友善，每章前面的导语是直接连着正文讲的，你如果没有仔细看正文部分的话读起来就会觉得前言不搭后语，原书每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都有一篇很简短的人物介绍。当时我们在看稿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人太多了，想试图去拉一个人物关系表都很难。而且原书里面其实有一些校对问题以及知识性的错误，比如它里面的一些人物是这一章就出现的人物，结果人物简介被放在了后面的某一章；后面出现的人物反而出现在前面的章节人物介绍里，所以后来我们把人物小传整个全部重新做了一遍，放在每章的最前面，一共还有尺寸不一的74张图，给排版公司提了很多过分的要求，包括把引言也调整到最前面。

  书的生产除了内容外，还有它的设计，这本书先后经历了两位设计师，第一位设计师在看完书后觉得这本书比较丧，给了一个昏暗一点的方案，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是写小朋友的书，还是尽量让它阳光一点，第一位设计师后来因为档期的原因没有很好的方法继续，我们就换了第二位设计师，第一位设计师给了我一个群像的灵感，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对第二位设计师提的要求是一定要保留群像，封面的灵感是来自于这本书（Vera K. Fast,Childrens Exodus: A History of the Kindertransport，I.B.Tauris, 2010），我本来想要用档案袋元素，但是后来考虑到色调以及印刷上的成本控制，我们调整成了一个档案卡片的样式。关于封面的主色，我是问了一个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她女儿4岁，我问她现在小孩喜欢什么颜色，她说橘黄色和蓝色，蓝色调色的难度有点大，最终定了橘黄色和亮黄色。设计师觉得这本书的点睛之笔是在书脊做了一个烫金的星星，这样书立在书架上会比较突出。本来我们另外一个方案是做明信片样式，因为书里面有很多明信片，但做出来以后的样品非常乱就放弃了，不过最终档案卡片的方案背景还是用了书中明信片里面的图案。内封本来的想法是用蓝色，但同样也是出于调色上的顾虑，加上书的内核其实是一段很灰暗的历史，所以选了有一点过渡的颜色，用了特等纸，显得有一点年代感。

  我们当时编稿的时候找了一些相关背景的参考文献，因为这次读书会并不是单谈这本书，重点在这段历史及儿童史，所以我把当时用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列了一下，算是《小孩共和国》这本书和相关历史的拓展书目吧。

  《小孩共和国》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儿童史研究，但它的主要事件围绕儿童群体展开，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儿童史极有教意。那么，儿童史研究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何在？我们一般认为，儿童史居于学术和生活的边缘。但以“创伤”为例，过去儿童史课堂中，我们探讨性侵害、儿童身体暴力等显见的伤害，也意识到还有非常多非常隐性的创伤，受创者内化了许多暴力价值。《小孩共和国》中的“儿童”深受重创，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中也都多少带有各样创伤。如果用儿童史的方式将自己作为客体观察，在某一些程度上至少可意识到自己的经历，从而带来一定疗愈。童年十分短暂，但它并不仅仅从属于私领域。正如本书所展现，儿童是国家之间互相竞争的目标，儿童的一切都与公共事务紧密联系。《小孩共和国》能够面世，并非我们对于历史的简单好奇，它几乎能够说是一场学术与出版的“知识国际主义”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