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07-10 23:13:32 |   作者: 书刊

　　截至7月15日，《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上映17天，票房累计17.39亿，观众总数超4000万。

　　电影是与科学技术结合最紧密的艺术。从主题上说，类似《变形金刚》的科幻电影越来越成为院线的主流。从手段上说，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很迅速地在电影上得到体现。电影修复技术加速了老电影的“重生”。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电影产业带来新的变动。

　　不止是《变形金刚4》，如果你有心留意，就会发现，近几个月内，称霸内地票房许久的都是此类大制作、大场面、大特效的科幻电影：《超凡蜘蛛侠2》《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X战警：逆转未来》《哥斯拉》《沉睡魔咒》《明日边缘》

　　尽管“科幻电影”一词最早出现在1926年，然而人类对于科幻电影的喜爱，从电影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韩连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科幻电影从电影诞生后不久就产生了。虽然到底哪部片子算作正宗的科幻电影还有争论，但是法国电影大师梅里埃在1902年推出的《月球历险记》无论从片名还是内容上来说，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幻电影的要素。”

　　“然而，真正将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确立下来的还是好莱坞。”韩连庆说道，“科幻电影在美国是有生存传统的。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几乎都有科幻小说或漫画为基础。”

　　“科幻电影”和“非科幻电影”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划分。例如，人们一般会把根据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侏罗纪公园》改编的同名电影看作是“科幻电影”，但是克莱顿本人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小说归为“科幻小说”。另外，很多年前国内公映过一部美国电影《全民公敌》，故事的背景是美国中情局通过高科技监视系统，对公民隐私的监控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当年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在美国上映后，舆论一片哗然，中情局赶忙出来澄清事实，说现在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那种地步。所以，从技术上的含金量上说，《全民公敌》应该算是一部“科幻电影”，但该片却基本上被当作一部动作大片来观赏。

　　在韩连庆看来，科幻电影也有“硬科幻电影”和“软科幻电影”之分。《星球大战》《变形金刚》等属于“硬科幻”，《2001：漫游太空》《人工智能》这类对技术和人性进行反思的作品，当属“软科幻电影”的代表。

　　美国科幻电影很擅长把一个通俗的概念运用到电影故事里面。在这些电影里，新技术和新事物的出现总是有科学的解释在里面。无论是基因变异（《蜘蛛侠》《X战警》），外星人（《超人》《异形》）或者说受外界刺激（《哥斯拉》《蝙蝠侠》），在看似不可实现的情节里，又有令人信服的科学因素。这也是怎么回事科幻电影在好莱坞长盛不衰，并且席卷全球成为主流。

　　由于完善的工业化链条，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而科幻电影在中国其实没有太多基础，中国更多地是以神话、魔幻等题材呈现。”韩连庆说道。 1971年，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科幻电影《五百年后》。该片内容并不新颖，叙述也很沉闷。“但是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意义并不在内容，而在于卢卡斯由此所确立的科幻电影的技术制作标准。”韩连庆解释说，“也许是卢卡斯意识到大众并不欣赏这类科幻电影，随后他就改变了路数，陆续推出了由他导演和参与制作的《星球大战》系列，不仅由此缔造了卢卡斯的电影帝国，而且带动了美国整个科幻电影的繁荣和在全球的流行。”

　　“一旦科幻电影被好莱坞作为一种类型片在全球推广，它的局限性也就日益显示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内容的模式化和对视觉效果的偏重，由此也就丧失了软科幻电影的人文气质。”在好莱坞的一些科幻电影中，不管内容怎么花样翻新，无论是机器人（《未来战士》系列、《机械公敌》）、异形（《异形》系列）、恐龙（《侏罗纪公园》系列）、外星人（《独立日》《火星人玩转地球》）、活死尸（《生化危机》系列）或者吸血鬼（《刀锋战士》系列）追杀人类，手段无非是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加最新的电脑特技，最后总是少不了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而且结尾总是开放的，为下一集留个伏笔。不管是机器人、网络、生化病毒，科技在这类影片里都成了商业噱头。“尽管这些电影里有些思想在里面，这只能说明人家编导的素质高，影片本身还是商业化的产物。因此，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对科学技术的反思还是很有限的。”

　　2012年，索尼经典电影公司为庆祝《阿拉伯的劳伦斯》发行50周年，推出了4K修复版。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拍电影用了16个月，修复却用了26个月，耗资200万美元。2013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放映了新修复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600张电影票两天就售罄。

　　2014年4月，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与英国电影学院（BFI）联合修复的最新版《神女》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两场，并由中国爱乐管弦乐团现场演奏作曲家邹野为影片重新谱写的配乐，票价200元一张。

　　“专门的经典老片放映单元是许多著名国际电影节的常设节目，以听一场音乐会的标准来说，200元的票价并不算高。”参与《神女》修复工作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高级工程师左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除了《神女》，北京国际电影节 “修复单元”还展映了《劳工之爱情》《小城之春》《新女性》《万家灯火》其他4部修复电影。

　　今年6月，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甚至首度增设“4K”修复单元，展映的影片包括《出租车司机》《教父2》《费城故事》《苔丝》等经典影片，组委会更是宣布，2015年将“4K”修复著名导演吴宇森的经典作品《英雄本色》。

　　“电影修复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纯商业的修复行为，是一些电影公司、电影集团出资，目的是重新上院线D》《侏罗纪公园》《狮子王》《美女与野兽》，还有今年夏天将在中国上映的《冰河世纪2：冰川时代》等；另一种则是为了抢救电影文化工程而做的，像中国电影资料馆做的。”左英说。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保护和修复工作从2007年起全面展开，工作名为“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至今已由国家拨款3.7亿元人民币，完成了约7000部国产电影的修护多数电影是简单的胶片转数字存储，经典影片进行精致修复。

　　“电影资料馆馆藏节目三万多个，中国影片约两万部。所有节目都要最终转成数字格式。中国影片至少半数需要修复，尤其是大量早期经典电影。”左英和记者说，“数字影像技术和存储技术频繁升级换代，消费者很开心，但对电影档案工作而言，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所以自电影修复之初，就有许多争论。”

　　这些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修复之后的电影是否仍然保留着过去的余韵，修复电影的标准是什么，胶片转数字化的过程本身对电影伤害有多大等等。

　　“这些疑问不无道理。”左英不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存放在库房的胶片只要移动必然会有损害，更重要的是，很多老电影时间久远，创作者的意图很难揣测，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修复也成为问题。”

　　按照国家的计划，中国电影资料馆10人的修复团队需要每年完成150部左右的修复。“但是好莱坞那么完善的体系内，一年也就一两部的修复。”左英感慨道。左英向记者回忆起印象最深的一次修复，是桑弧导演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影片从2007年夏天修到2009年，先后精修了3个版本。”左英补充说，“修复期间，我们跟当年参与过电影拍摄的老电影人、技术专家、戏曲专家等开了无数次会，讨论当年导演的艺术意图、想呈现的颜色、某个细节的处理等问题。”

　　而在中国，修复电影面临的更大问题还是收益问题。“目前在中国修复影片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胶片进行数字化转换后作为档案保存，修复后的影片能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有限。”左英告诉记者。

　　据了解，国际上修复一部影片的平均费用在10万美元左右，但在好莱坞，一些大制片公司往往对于以商业用途为最大的目的的影片修复不惜血本，比如《白雪公主》的修复就花费了300万美元，《泰坦尼克号》的修复和3D化更是耗资1800万美元。

　　由于需要修复的影片数量庞大，即使政府投入再多资金，也难以确保每部影片都做到精致修复，对一部影片的修复工作仅能投入十几万元的情况也是有的。

　　在左英看来，中国电影修复的市场潜力巨大，因为欧美市场已有成熟的运营模式，已经证明市场的价值。“以北京为例，2000万的人里面如果只有1%的人愿意看也是20万人的受众，而这些人往往是高消费人群，是不在乎票价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每周都会有一些艺术电影的放映，一些观众甚至从浙江、福建坐飞机过来观看，市场还是巨大的。”

　　2013年，美剧《纸牌屋》的大获成功让全球影视界对大数据的应用刮目相看。这部由美国视频网站Netflix基于大数据投资拍摄的电视剧，无论是剧情设置还是演员选择、导演阵容，都以用户在网站上的行为和使用数据作支撑，从而受到观众热捧，Netflix也凭借该剧名利双收。

　　自2013年，《纸牌屋》掀起了影视界大数据热潮以来，针对大数据时代的影视发展之路慢慢的变成了电影行业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影视界会关注大数据？很简单，因为看到了有利可图。”说起影视界的大数据热潮，韩连庆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电影行业带来了新的变革，这其中，视频网站的崛起不可以小看。”

　　大数据时代，依据“大数据”制作的电影成为潮流。通过数据的分析，掌控受众兴趣点、兴奋点从而“对症下药”，达到一击而中的目的。

　　“这样基于大量数据的制作视频网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韩连庆认为，“视频网站可以轻松掌握用户习惯，通过大量用户习惯分析，从而得出大数据判断，并投资制作。乐视影业就是这里面的代表。”

　　早在2013年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乐视影业总裁张昭就曾表示，乐视公司在投拍一部电影时，首先就是用数据来定位，了解该内容在文学网站上有怎样的点击量，在电影网站上有多少评分，掌握电影的核心观众在哪里；然后再通过种种平台做导航，使产品和消费的人之间进行社会化的互动沟通；最后再借助数据，把各种网络站点平台上的网民想办法导入电影院。

　　“大数据时代”使得电影本身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产品，整个电影创作和营销过程是一体的。今年3月，阿里巴巴发布一款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娱乐宝”，网民出资100元即可投资热门影视剧作品。第一期“娱乐宝”总投资额7300万，《狼图腾》《小时代3》这样的热门影片在投资项目之列。不到一个星期，第一期“娱乐宝”就被抢购一空，有16万人投资了这些电影。

　　而在6月14日上海电影节开幕当天，“娱乐宝”第二期发售，9200万总投资额，五部电影《露水红颜》《绝命逃亡》《边缘线》《老男孩之猛龙过江》《魁拔Ⅲ》，三天就被抢购一空。

　　“大数据注重的不是因果性，而是关联性。”韩连庆认为，“诸如娱乐宝此类可以让大众参与电影制作的产品并不能决定电影的制作。但是，这些大众的参与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电影的运作模式。”

　　2010年，优酷出品的时长42分钟的微电影《老男孩》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点击量达到了7500万次。因此优酷联合乐视、儒意欣欣影业，决定把这部网络“微电影”做大，放到大银幕上。电影预告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视频网站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亿次。当时业界人士评论，这部由网络公司、视频网站主导的电影，很有几率会成为2014年的一匹黑马。如今从《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票房表现来说，当时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改编自综艺娱乐节目的《爸爸去哪儿》、2013年的《小时代Ⅰ》等。

　　“大数据时代只是带来更多可能性，而不是一定。”韩连庆表示，“根据大量数据得出的推断，大多时候正确，当然也不排除失误。但是，大数据时代大众无论怎么参与电影项目，都不会参与电影本身的内容制作。互联网再怎么改造，影视行业的魂还在它本身，剧本、导演、制片人，仍是关键的关键。”

　　在以商业为主导的电影市场，大数据也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就像电影人对电影技术持两面态度一样，“是看重技术的发展丰富形式迎合观众，还是坚持内容的创作表现自己对舞台的艺术理解”，这个争论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