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10-24 05:29:38 |   作者: Kaiyun最新官网

  《世载堂杂忆续篇》（行将出书）这本小书看似貌不惊人，细说起来却有许多弯曲，牵扯到三个人物和三本旧刊。三个人物刘禺生、陆丹林和高伯雨都已作古，撰文立著的优点在于，不管时刻曩昔多久，总有人愿与逝者作时空对话。三本刊物是陆丹林主编的《逸经》、《劲风》和高伯雨经办的《大华》。

  1960年12月，中华书局将刘禺生所著《世载堂杂忆》列为“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出书。当年物质匮乏，饭吃不饱，当然印书也没好纸可用，《世载堂杂忆》的册页麻麻糙糙，但至少字的笔划能看清楚。我1996年9月购于琉璃厂书市，其时正沉迷五六十时代所出笔记掌故图书，中华书局的这套丛刊没多久就集配完全。我惊诧此书卷首竟有董必武的《题世载堂杂忆》一篇短序。

  “杂忆”开端是1948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刘禺生道作杂忆之原委：“予年七十，诊太素脉，谓尚有十年命运。久欲仿中江兆民先生一年有半丛书例，成九年有半丛录。今岁剖腹险症，得庆更生，友人曰：子身无异再生，何不尽九年有半年月，忆写早年所见所闻之事乎？是亦国故文献之实录也。予感其言，日书世载堂杂忆数则，随忆随录，篇幅不管短长，记载务趋实践。”以刘禺生之丰饶经历，配得上“国故文献之实录”。

  “久欲仿中江兆民先生一年有半丛书例”这句须稍加解说。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明治时期自在民权运动理论家、哲学家，主编过《东瀛自在新闻》。他用汉文译述的卢梭的《民约译解》（即《社会契约论》）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他因而获得了“东瀛卢梭”之称。1900年，中江被医师查出癌症，并告知他只要一年半的生命。之后，他凭仗意志写下自己最终的考虑——《一年有半》及《续一年有半》。

  刘禺生以“此身无异再生”之精力编撰回想式杂录，董必武题序中却有“耳食之谈”“谬悠之说”字眼，或许知道刘禺生看不到吧。高伯雨批判刘禺生亦有稍嫌过重的话，比如“他的写作，一贯便是不行严厉，关于考证，常有忽略，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是不大好的。”

  高伯雨生于香港亦终老香港。1932年8月25日高伯雨举家乘加拿大“皇后号”逃出战火中的上海，两天后抵达香港，开端60年的居港生计。高伯雨自称“稿匠”，他说：“一九三九年四月，我开端在香港卖稿日子。首要宣布我的文字的是《我国晚报》。”现在十大本《高伯雨随笔集》面世，他没看到这一天，文人最大的惋惜或许便是这种事。十本随笔集还不包含高伯雨在《大成》杂志上的许多文章，出书方称没有力气再动《大成》了。《大成》出书260余期，高伯雨许多长篇文章宣布在那上面，自传文章有十好几篇，还有他在北平的相片。他除偶作译事外，终身只钟情编撰掌故笔记。因为爱，“世载堂杂忆”在上海报章时连载时，高伯雨却在香港留意收看《新闻报》（上午出报，下午航空邮到香港），《世载堂杂忆》1960年出书“我当即买了一本，不久后，上海的陆丹林见又寄赠一本。”高伯雨曾说“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李子诵兄赠我中华书局版的《世载堂杂忆》一册”。这儿的“李子诵”是位新闻媒体白叟。

  高伯雨读过《世载堂杂忆》后，“觉得好像有许多篇文章未见收入书中。”他想“假如能把未收入书中的那些华章，在《大华》重刊，读者必定欢喜若狂的。”所以高伯雨想到了上海老友陆丹林，写信向陆求救，陆丹林居然剪存有悉数杂忆。想当年陆丹林主编《逸经》（1936年3月在上海创刊），自第5期至34期连载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隔了30年，陆又为杂忆的全璧尽了一份力。

  高伯雨1942年2月5日的日记“往我国文化协会一看，满地书本、杂志、地板上尽为纸屑尘土铺盖。取《逸经》合订本一套三册归家。忽见地板上有《湘绮楼笺启》一部，拾取观之，扉页题‘王湘绮先生笺启凡八卷’其下二行小字‘宣统庚戊上海国学扶轮社重刊’，连史纸石印，字大四五分，十分顺眼。不知是谁之书，没有人要，委之地上，再过一些时日，必为人以废物打扫，大为惋惜，同时取之。”（高于日记后阐明这些没人要的书本物主是“劲风社”）高得了全份之《逸经》，这就为日后“克复”世载堂杂忆埋下伏笔，人间某些看似无相关的工作，其实都是有“因”有“缘”的。下面就将相关到《劲风》杂志，相关到陆丹林和高伯雨是何时何地相识的。

  1938年3月5日，退避至香港的《世界风》与《逸经》两杂志社联合兴办《劲风》，社长是简又文、林语堂。陶亢德和陆丹林为修改。陆丹林在“修改跋文”中称“由沪抵港，集稿，发稿，校稿，繁忙了十多天，《劲风》创刊号今日已和读者碰头了”。陆丹林曾写《在香港办刊物》，诉说了在港办杂志的种种不方便，当然他都是和和平时期的上海做比较。高伯雨或许便是这一个时分结识陆丹林的，高伯雨1942年1月20日日记“比及八点钟还不见饶宗颐来，乃往其寓所访之，稍坐就一齐同出，往访陆丹林，看他是否承受日本人的‘照料’，一如外间所传。丹林在香港住了四年多，他的寓所从来不告知任何人，人们都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动问”。1982年高伯雨宣布《四十年前的香港文化人》，其间附有两张《劲风》书影。

  时刻到了1966年，陆丹林在上海，高伯雨仍居香港，此刻有朋友劝高办一份文史掌故刊物，高即办起了《大华》。《大华》是高伯雨独资兴办的杂志，他预算亏本的上限是一万港币，超越此数即关张歇业。1967年3月第25期《大华》开端连载《世载堂杂忆续篇》。据高伯雨后来回想：“其时已春云初展，陆兄还能和我通讯无阻，他说他剪存有杂忆全份无缺，能够把未收入单行本的部分抄来给我登刊。自二十五期起登出，标题作《世载堂杂忆续篇》，部属‘刘禺生遗著，隽君住释’。隽君者，丹林先生化名也。他相识刘君在前，我相识在后(一九三六年《逸经》在上海出书，陆任主编，《洪宪纪事诗》就在其间注销)，由他注释再好不过。总共登载十期把全文刊完（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出书的第三十四期）。”

  陆丹林其时的境况现已不能用真名在香港刊物上宣布文章了。高伯雨后来注销了一封1966年7月19日陆丹林写给他的信，其间有这么几句“今后来函，肯定不能附有印件，有印件的不用附函，避免产生误解，亦不用谈及写稿事，因我久不写稿，更不为海外写稿也。前存尊处小款（指代卖书的），汇出时，我收必知之，也不用提及。”

  高伯雨写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我筹办《大华》半月刊，丹林容许写稿来给我，条件是用我的笔名宣布，稿酬汇给他。《大华》出书后三个月，‘文革’呈现，丹林就不敢再寄文章来，但他积存的还有廿多篇，宣布后稿酬络绎汇去。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后，‘风声日紧’，他来信暗示，我不行汇钱去，免生费事，后来就不通音问了。他的文章在《大华》刊登后，我就撕下来套入信封寄给他，不久，他又名我别寄到他家去，寄给余十眉，余君收到后会交给他的。”至此，咱们今日就能够了解续篇前语那个障眼法的落款“一九六六年九月，隽君记于香江寓楼”的苦衷了。

  董桥在《董糖的味道》最初写“姓陆，名丹林，书斋顺字义起名红树室，一八九六年年生在广东三水，左眼失明，装了瓷目，早岁抗盗脚部中枪，终身微跛”。这个残疾的文人，晚年最堪怜。陆丹林目废脚跛，年已七十，除了坐困愁城，一无出路。高伯雨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呵呵，哪里有这么便利的挑选？

  现在咱们也能够理出一条明晰的具有因果关系的链条：刘禺生《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陆丹林《逸经》《劲风》——《新闻报》——高伯雨《大华》，缺了哪个环节，全部均无从谈起。

  链条上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高伯雨讲：“《大华》出书至四十二期（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就停刊，其时有个喜爱翻印书的朋友和我商议，借《大华》所登的《续编》排印出书单本，问我要多少‘转载费’，我笑道，《新闻报》没有要我的转载费，我怎好要你的？你能翻印是大好事，我竭力支持。但此君有‘说过就算’的风格，我久已知之，也不再问他意下如何了。”

  我的一位“说过就做”的上海朋友，见到了高伯雨这段话，来信问我有没有存《大华》杂志，我回信说有是有，可是偏偏“25至34期”短少几期。上海朋友又想方法从海外将这几期帮我补齐。这样，高伯雨称之为“大好事”的《续篇》单本，庶几功德圆满。刘禺生逝世20年后，陆丹林逝世；陆丹林逝世20年后，高伯雨逝世；高伯雨逝世20年后，续世载堂杂忆出书，一书之成，其难有如此焉。